近日,驻瑞典大使崔爱民接受瑞典《聚焦中国》杂志专访,全文如下: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接受教育情况和当前家庭状况。
崔大使:我来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在河北省出生,在四川省长大。我研究生读的是经济学专业。我有一个儿子。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国及外国文化感兴趣的?您是如何成为外交官的?
崔大使:我从小就对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充满好奇。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是希望长大后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看一看,同时让世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加上我大学本科时学习的是外语,所以就选择了外交工作。
记者:您之前在哪些国家常驻过?您认为这些国家与瑞典有什么不同?
崔大使:在来瑞典之前,我还在埃塞俄比亚、美国和安哥拉常驻过。埃塞俄比亚是我第一个常驻的国家,我对它有特殊的感情。那里的东非大裂谷、拉利贝拉教堂等景点非常壮观。虽然当地经济不算发达,但老百姓非常善良淳朴。我交了好多当地的朋友,3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名字我还能脱口而出。
美国是移民国家,各个族群汇集,文化丰富多彩,社会很有张力。但美国国内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种族歧视、枪支泛滥等。美国对其他国家有时很霸道,缺乏尊重。这是一个多面性很明显的国家。
安哥拉是我首次担任大使的国家。中安关系十分友好,两国合作成果丰硕。我同安哥拉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我走遍了安哥拉的所有省份,大部分省去过多次,这在大使中算是为数不多的人。安哥拉人民英勇反抗殖民压迫的历史和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经济状况各异,但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方式,都很有特色,值得尊重。非洲国家的生活比较自然、质朴和传统,我感觉比较亲切和随和,更容易适应。
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是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英明决断和汉学家们努力向瑞典民众介绍中国情况的结果。瑞典民众热情友善,个性十足,勤奋上进。瑞典社会的绿色、环保、简约理念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创新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在担任大使期间,能为两国人民友好和务实合作多做些工作。
记者:您于2022年初来到瑞典,并向瑞典国王递交了国书,您如何看待瑞典这一传统?您以前来过瑞典吗?您这次希望在瑞典看什么、体验什么?
崔大使:我于今年年初向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递交了国书。有些遗憾的是,由于疫情,我未能体验递交国书时的传统皇家马车典礼。国王亲切、友好、博学,皇家军乐团的仪式庄严隆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洲一些国家保留着传统的宫廷仪式,是对历史的眷顾和传承,让现代人有机会体验过去的礼仪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
此前我也来过瑞典,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只能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希望疫情好转后有机会去瑞典各地参访,去看看南部的农场、西部的港口和企业、北部正在蓬勃建设的绿色产业,多多了解瑞典社会,不断发掘中瑞合作的机会。
记者:作为驻瑞典大使,您最重要的愿景是什么?您在中瑞双边关系有关工作中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崔大使:我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增进中瑞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好中国的利益,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我相信,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两国关系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记者:你认为文学和诗歌可以成为人们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吗?例如,我们想到了毛泽东,他作为政治家和诗人,在瑞典广为人知。此外,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在瑞典也很有名。
崔大使:文学作品描绘的是社会百态,反映的是人民精神和价值理念,对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诗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莫言的作品更多反映的是中国老百姓生活,讲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记者:瑞典有水平较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例如马悦然和陈安娜。瑞典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通过李之义教授的翻译在中国声名鹊起。你认为有机会向中国读者介绍更多瑞典作家吗?
崔大使:马悦然等不少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都有他们感兴趣和专长的领域,都为瑞典人民了解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做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林格伦的作品《长袜子皮皮》在中国已经出版 22 年了,一直深受中国儿童喜爱。第一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著名作家拉格略夫的童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在中国家喻户晓,已成为中国小朋友的基础阅读书目。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导演伯格曼的话剧和影视作品在中国也有大批粉丝。我十分愿意在今后多涉猎一些瑞典文学和文艺作品,增加些对瑞典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与认知。
记者:在非虚构文学作品方面,瑞典最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作品为古汉语的音韵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最近去世的林西莉为汉字研究做出了贡献,她的作品也在中国出版了。你认为她的书对中瑞之间的理解有何贡献?
崔大使:中文十分奇妙,看起来难以掌握,但博大精深,充满魅力。我十分敬重瑞典的高本汉、林西莉等汉学家深入研究和努力传播汉语,他们为中瑞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南北东西空间跨度很大,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和交流环境不同,各地方的人发音就不一样,隔得越远,方言差异越明显,就像是瑞典斯科讷省和北博滕省的方言存在较大差异一样。但我们有着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理念,各地的方言虽然不同,但所使用的汉字却完全一致,且基本发言不离其宗,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没有障碍。各民族语言之间,也都有很好的交流和互鉴,这使得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统一国家,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余年,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唯一的例外。现代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和频繁,以北方方言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话,已经成为中国的通用语。
记者: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的考古发掘为发现中国早期历史和仰韶文化做出了贡献。他的发现对瑞典和中国增进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很重要。今天的中国是如何看待他的?
崔大使:安特生曾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工作,期间陆续勘探了周口店遗址、砂锅屯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虽然安特生的发掘工作受制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性,他的工作在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争议,但他的确为中国考古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和贡献。
记者:您认为中国民众对上述人员了解多少?您认为中国民众对瑞典有什么普遍认识吗?
崔大使:中国民众对这些知名瑞典文学家和学者还是比较了解的,瑞典作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同时,中国人对瑞典和北欧国家的印象很好,觉得瑞典气候凉爽宜人,科创能力发达,环保理念先进,艺术风格别具特色,总之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多。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包容、和谐相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希望中瑞双方能增进相互了解,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记者:传统上,瑞典学者对新疆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斯文•赫定于1927至1935年率领中瑞学者团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突厥语族语言的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收集了中国新疆和中亚的手稿,并研究了当地地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这些研究在中国的知名度如何?这些瑞典学者在中国如何被看待?
崔大使:斯文·赫定在中国新疆发掘了楼兰古城和中国古长城遗址,让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景象再次展现在世人眼前。赫定的发现反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古代中华文化与中亚乃至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
雅林是外交官和语言学专家,为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等收集了大量资料,为相关学术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雅林还是近现代以来少有的一位跨越不同社会时期、两次到访中国新疆的外国学者。1929年和1978年,雅林分别到访新疆喀什,他的作品《重返喀什》洋溢着对新疆地区的眷恋,突破了早期西方探险家对新疆的刻板描写,为瑞典和西方世界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喀什生机勃勃的鲜活面貌和当地维吾尔族等各族人民的和善与热情,在中国和瑞典之间构建起相互了解的桥梁。
今天,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喀什焕发了新的生机,建成了喀什经济开发区,面向中亚、南亚国家做起了进出口贸易,成为了中国西向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重现古代丝路的繁荣景象,让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
记者:瑞典1950年同新中国建交,是西方世界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您认为这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联?是否增进了中国和瑞典人民之间更大程度的理解?
崔大使:瑞典在西方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长期参与和支持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瑞建交早、交往时间长,民众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为两国开展广泛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过去73年,中国的不断发展进步为中瑞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相信,中国今后的发展必将为中瑞关系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空间。
记者:您愿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吗?
崔大使: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3周年。73年来,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0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比重超18%。中国已形成超过4亿人并快速增长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超4430万人。中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覆盖 13.6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近10亿人,人均预期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提升至 2021年的78.2岁。中国创造了全面脱贫攻坚的伟大奇迹,40年内实现8亿人口摆脱贫困,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减贫工作做出卓著贡献。
记者:中国和瑞典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宝贵的经济联系。未来两国经济关系将会是是什么样呢?是否存在两国进一步实现互惠互利的特定合作领域?
崔大使:中瑞两国经贸合作自1950年建交以来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去年双边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体现出中瑞经贸合作基础好、互补性强、潜力大的特点。瑞典的先进技术、产品和管理理念符合中国绿色转型发展需要,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巨大潜力为瑞典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两国未来合作前景广阔。但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我认为瑞典对华合作仍有很大进步空间。去年中国和欧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39%,而中瑞贸易额仅上涨 17%。
当前,两国的经贸务实合作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瑞两国都制定了碳中和目标,都在积极应对气变问题,都对扩大两国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冰雪运动等领域的合作抱有期望。相信未来双方会有更多合作利益交汇点,会创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复苏的挑战,我们要想办法在危机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双方都坚持贸易自由主义,坚持全球化发展方向,应努力营造公开、透明、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做大合作蛋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记者:您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崔大使: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美国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已达103万,累计确诊病例近1亿例。中国新冠感染数和死亡数被遏制在较低水平。当前疫情虽然有所缓和,但世界卫生组织仍将新冠列为全球流行病,中国据此严格实施有关防疫措施。据我所知,瑞典机场仍然要求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瑞贸易和投资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双边经贸关系经受住了疫情考验,2021年迅速企稳回升。据中方统计,2021年中瑞双边贸易额创下 20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中瑞双边贸易额达 107 亿美元,同比增长6.5%。瑞工商界对华合作积极性进一步提升,1-5月对华投资达3.3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 236%,汽车制造、节能环保、智慧城市等一批投资项目有望陆续落地,将推动双向投资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
记者: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严格措施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大挑战。这对瑞中之间的经济合作有什么影响?如何解决对商业往来和学生交流的负面影响?
崔大使: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是短期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没有变,中瑞务实合作的大局没有变,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没有变。近两个月,随着疫情防控总体向好,企业加快复工复产,中国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有了明显改善。疫情终将会被战胜,生产生活终将重回常态。就在上个月,我们调整了外国留学生赴华学习签证申请的规定,目前已经收到了许多瑞典学生的留学签证申请。我相信广大瑞典朋友们和我们一样,都对中国未来发展和中瑞合作充满信心。中国大使馆将一如既往为双方企业互利合作和教育交流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
记者:最近,关于台湾的讨论愈演愈烈。世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中国的官方立场和解决方式?
崔大使:熟悉中国历史的瑞典朋友一定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经纬有所了解。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自1335年起就开始对台湾地区进行有效管辖。虽然1895年日本迫使当时的中国清政府割让台湾,但1945年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收复了台湾。1949 年中国内战结束,战败的国民党退到台湾,从此形成了台湾海峡两岸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纵观古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也从未改变。
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所确认的准则,更是中国同所有国家交往的政治基础。包括瑞典在内,世界上已经有181个国家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充分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近日,针对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这一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纵容支持“台独”势力、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的错误行径,170 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再次发出了国际社会共同的正义之声。
地理上,台湾岛与大陆共处相同地块,与福建、浙江两省地质成分一致。人文上,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一母同胞,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些事实是天然的刻画,也是人文的实录,诉说了两岸同胞剪不断、分不开、抹不去的血脉联系。实现海峡两岸统一,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也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更是历史必然。我们是兄弟姐妹,都不愿意看到骨肉相残。我们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为此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我们决不允许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干涉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